腾讯财经特约评论员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 柴青山

从2月5日到11日，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出现连续暴跌的局面，金融市场 风声鹤唳！欧股大跌的原因是欧洲经济复苏变慢，银行在低利率环境下业绩受损，德意志银行因油价大跌在相关交易中损失较大。日股大跌也有三个原因：2017年日本仍要增加消费税；在全球金融动荡的情况下，日元成为避险资金的选择之一，并因此而大幅升值（一周内升值了9%）；因油价过低，中东国家不得不抛售日股以获得政府所需要的资金。美股大跌主要是担心金融动荡和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不景气会损及美国的经济增长。

2月10日美联储主席耶伦在国会讲话时表明了其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也是上周四欧美日股市大跌的原因。其讲话大概有三层意思：

美国就业数据仍强劲，但美国经济有可能会因股市下跌和新兴国家经济不景气而转弱；

中国经济虽然没有明显转差的迹象，但其汇率和外汇政策让全球担忧；

除印度、中国外，其他新兴国家因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大跌，未来经济和金融市场有可能会出事。

不仅耶伦对经济前景信心不足让市场感到恐慌，对各国央行到底还有多少工具、是否会在量化宽松及减息上缺乏进一步刺激经济的手段，投资者也颇为担心。

从近六个工作日的金融动荡看，如果没有果断有力的应对，未来的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恐怕难以独善其身，尤其是信心已备受多次打击的股市。所以，央行、财政部、证监会应早出相关政策，降准、降印花税、养老金投资等工具是否可以用于刀刃，应该充分思量；权威官方人士的表态将使之成为投资者信心恢复的“关键先生“， 像去年9月份周小川行长的讲话就很有必要。

在耶伦讲话之后，期货交易显示美元加息在3月份可能性已降至7%以下，6月加息的可能性只有19%，9月、12月加息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市场普遍认为下一次加息将被推迟至2017年第二季之后。市场甚至已开始探讨美元减息至负利率的可能性。这就为中国降准创造了条件（主管部门此前担心中美息差缩小导致资金外流）。从稳增长和弥补外汇占款减少近万亿元的角度看，降准确实也是必需的。

从经济前景和欧美日股市走势看，发达经济体陷入危机的可能性不太大，但股市还会动荡，经济也会明显放缓（上周五欧美股市回升主要是受到石油可能限产、德银回购50多亿美元的债券等消息的刺激）。至于俄罗斯、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墨西哥等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新兴国家，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并势必在今后波及中国及发达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市场。从上周的大动荡看，石油价格暴跌对中国、日本、欧洲等石油消费国来说未必尽是好事，而更象是双面刃，因为它对全球经济有明显的负溢出效应。金融大动荡告诉我们，现在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和人民币汇率走向是担心的。可能的大动荡还提醒各国央行，一国的货币政策包括汇率利率，都有负溢出效应，大国之间的相互合作显得很有必要，尤其是在当前全球投资者担心各国央行缺乏进一步刺激手段的情况下。

为了阻止危机，当前必须尽快在三方面推进国际合作：

一，由石油输出国与非石油输出国达成一项限产协议。

二，以G20为协商框架，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尽快达成新的“广场协议”，一方面保持日元、人民币、欧元汇率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在利率及数量型工具上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对中国而言，应当有忧患意识，并尽快降准。对降准可能导致市场利率微降、境内外息差缩小、资金外流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我们更应明白：人民币利率迄今仍显著高于美元欧元和日元，更何况从2005年以来的实践已经表明套利者最关注的是汇差而非息差；只要合理正确地引导市场预期，在盯住一篮子货币的同时着重管理好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幅，避免市场出现单边贬值预期，在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规模庞大及通胀率较低的有利形势下，中国是完全有条件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的。对另一个全球大国~美国而言，不仅应缓加息，还应对加息设置清晰、透明的条件（比如经济增速、就业及通胀率等）。

三，在财政上各国也应采取行动。就中国而言，应显著增发国债，用于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毋庸讳言，当前全球经济金融风险显著上升，与担心中国经济放缓及其蔓延有一定相关。关于这一点，我们没必要去反驳，也没必要去自我辩护。尽管美国加息对新兴国家有影响，但中国经济显著放缓、股市暴跌和人民币主动贬值也是全球经济金融的担忧所在。中国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汇市动荡不已，已屡次导致全球股市暴跌，新兴国家间出现空前的竞争性货币贬值，石油、铁矿石及有色金属价格持续暴跌至“白菜价”，最后完全有可能在全球经济的薄弱环节~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诱发经济金融危机。除了金融市场的传染外，中国内部需求的显著萎缩，不仅加剧了自身的产能过剩，对新兴国家的冲击也比较明显。

就金融动荡的原因而言，有美元加息、金融去杠杆、沪综指在5200点时股市估值偏高等客观因素，但也有监管层执行不力、协调不足和措施失当等主观因素，比如去杠杆不够平缓、去年六月过早宣布经济已好转将不再降准减息、汇改时机选择不当、中间价改革给市场一种主动贬值的感觉、熔断机制不合理、注册制改革的先后顺序不明确、出台针对大股东减持的管理办法太迟等。就经济低迷而言，“三期叠加”是主因，但政策造成的需求萎缩也比较明显。比如，2013-2014年实施明为稳健、实为从紧的货币政策，打压了总体需求； 房地产政策松梆得太晚，导致相关投资和消费低迷；对地方融资平台采取一刀切的严管，而不是鼓励公司化改造、鼓励地方政府出售资产和股权来减债，致使许多地方难以维持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从以上角度看，很显然，产能过剩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內需不足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所以，中央在宏观调控上必须果断：不能过度依靠新供给；供给侧改革是必须的、而且十分重要，但见效比较慢，其正面影响属长期而非中短期，因此采取对策维持总需求的微升是必要的、紧迫的；为此，必须提振房产销售，必须使地铁、停车场 、地下管网、环保环卫及江河土地整理等基础设施投资保持一定的增幅，必须果断实施稳中偏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必须使财政政策真正转向积极。这是救己、利人之举。如果迟缓不决、等到全球性危机真来了再动手，那时中国付出的代价就大了，就有可能会惊慌失措，并被迫走超发货币、搞过度财政刺激的路子。在当前情况下实施适当适量的刺激是必要的，它既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又可避免本国经济金融出问题。于人于己皆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