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但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任务艰巨。

　　无论任何国家，生产要素总量是相对有限的，资源环境和社会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受要素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制约，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数量推动经济增长总会遭遇瓶颈，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提高最终要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将会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在“三期叠加”阶段，针对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本边际效率下降、杠杆率较高等结构性问题，我国正在持续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快结构性改革激发经济增长潜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推进国企改革，积极推进财税金融改革，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和劳动力素质，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基本理念、重大举措作出了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我们要切实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化解经济发展中突出的结构性问题，着力推进制度创新，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重构经济增长新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成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015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新增就业超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全国居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呈现勃勃生机，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但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任务艰巨。亟待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增强持续增长动力。

　　一般经济规律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前者主要包括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增加，后者是指扣除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贡献后，由技术进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要素使用效率等其他因素的改进与革新带来的产出增加，反映了各生产要素的综合利用效能，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影响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关键因素。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经济发展早期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进入发展中后期阶段以后，要素投入的贡献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这是因为无论任何国家，生产要素总量是相对有限的，资源环境和社会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受要素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制约，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数量推动经济增长总会遭遇瓶颈，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提高最终要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将会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我国过去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重要因素。据有关机构测算，1982—201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21.5%。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导致我国经济增速下行。未来一个时期，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核心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发展动力顺利转换。

　　二、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结构性矛盾

　　近年来，我国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抓住和利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仍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制约着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稳定增长。

　　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连续下降，预计“十三五”时期继续减少1000万人以上，人口红利逐步消减。人口老龄化加剧，2014年末老龄化率达到15%左右，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约5个百分点。用工短缺，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年均增长13.2%，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13.5%，高于同期劳动生产率(按现价计算)年均增长11.1%的水平，劳动力成本增长已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政策刺激下投资大幅增长，资本边际产出效率明显降低。从2008年到现在，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的投资已经显著上升。投资回报率低，直接影响了企业投资意愿。投资结构也不尽合理，设备投资占比不断下降，从2008年的23.5%降至2014年的19.4%，土木建筑类投资上升，2014年占比已达2/3，增加投资更多依赖政府和房地产投资。再加上前些年我国产业链基本以土木建筑类投资为核心来布局，也造成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杠杆率较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杠杆率迅速上升。尽管总体债务规模可控，但我国整体债务占GDP的比重与2008年相比有较大幅度提高。这种状况不利于企业稳定发展、推进技术创新、迈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高端。尽管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还不到40%，但部分地区偿债压力较大，存在局部风险。

　　一些制度机制抑制资源配置效率。一些领域垄断和行业准入壁垒依然存在，企业缺乏退出机制，僵尸企业僵而不死，影响资本配置效率。劳动力素质有待提高，高技能和创新人才不足。劳动合同法一些规定有待完善，加上户籍制度的共同限制，影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镇就业创业。仍有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规定使得审批手续繁杂，征地拆迁难，投资项目落地慢。农村土地改革滞后也使得土地缺乏流动性。这些体制机制矛盾造成交易成本过高，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影响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在“三期叠加”阶段，针对上述结构性问题，我国正在持续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加快关键性体制机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释放潜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努力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点，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加快结构性改革激发经济增长潜力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难题，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提供制度保障。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价格改革，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为市场和投资者提供真实可靠的价格信号，为结构优化和自主创新提供基本保障。加快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完善企业破产退出制度。进一步简政放权，放开市场准入，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调动市场力量增加有效供给。

　　加快推进国企改革。规范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全面推行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断优化，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和混合所有制发展，抓紧处置僵尸企业，允许长期亏损、资不抵债企业破产关闭，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竞争力和影响力。

　　积极推进财税金融改革。全面推进落实财税改革方案，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以及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深化利率和汇率改革。允许实体企业、财务公司等组建不同规模、多元化的金融机构，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尽快修复证券市场功能，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引导各地规范推进，更好地吸引社会资本，提高投资效率。

　　深化社保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完善个人账户、坚持精算平衡为核心，建立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约束机制和更加透明易懂的收付制度，在此前提下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加快发展补充养老保险，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增长机制，并与缴费贡献密切挂钩。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合理分担、可持续的医保筹资机制，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建立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医保待遇调整机制，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整合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结合新型城镇化，办好乡、村医院，真正建立有序分级诊疗格局。

　　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和劳动力素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业人口转入非农部门，提高劳动生产率。适时调整完善劳动合同法，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促进劳动力在地区、行业、企业之间自由流动，完善劳资双方公平决定劳动者报酬的机制。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等政策，提高劳动参与率。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强化企业、社会办学作用，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大劳动者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建立健全与受职业教育的劳动人才相适应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制度，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推进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政府部门不再直接管理具体项目。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深化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实施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鼓励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直接进入市场，按科技要素实现价值回报。创新财政支持方式，引入后补助机制，通过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进入技术创新领域。支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关键技术，提升产品质量，创建知名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尽快修改国有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规定，助推投资项目落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鼓励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实行地票制，农民宅基地还耕后，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变为资本，可携带入城投资创业，既有利于促进投资和消费增长，也有利于消化房地产库存。支持引导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既有利于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也有利于进城农民安居创业。

　　加快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这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举措。应围绕大中城市圈发展紧凑型城市，增加城市密度，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以发展大城市为核心，建立重点城市圈；以省会城市为辐射，培育发展若干城市带；以县(市)城区为中心，带动发展中小城镇群。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要与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改革升级农业补贴政策，减少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减少对农产品市场的扭曲。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通过部分进口解决国内其他粮食需求缺口，实施土地休耕轮作、农业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修复，扩大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释放更多劳动人口转移到非农部门。（求是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